太平军战斗力，清朝对战太平军获胜的原因

1864年7月当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最后被曾国藩的军队攻陷时，中国士大夫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已在私自庆幸，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了历史中的罕见现象——一个统治了二百多年并且一度鼎盛的王朝，在以后衰败时仍能扑灭一次席卷全国的和难以对付的叛乱。这在传统史学中被称为中兴，自古以来，这样的事例不过荦荦数端而已。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经常引用的这类事例中，有规模巨大的安禄山之乱被扑灭后肃宗在位时（756—772年）的唐代中兴。清朝对战太平军获胜的原因。

从历史角度看，清代的中兴也许甚至比唐代的中兴更令人瞩目。公元八世纪的帝国将领还远没有摆脱南北朝（317—589年）的军事-贵族文化，但是清末的士大夫尽管身受一千多年越来越无价值的书本文化的影响，却能消灭太平军。另外，唐代的中兴出现了实际上独立的藩镇，而清帝国政权却能经过叛乱而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总督和巡抚在治理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是仍要继续依靠皇帝的恩宠以保持禄位。唐肃宗曾从中亚的回鹘人那里取得援助，同治初期的清朝也同样得益于西方“夷人”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唐朝虽然能指望用中国的优越文化去威慑甚至同化异族援助者，可是十九世纪中国面临越海而来的外国人，他们不但不能被同化，而且拥有比中国自己的文明还要高明的物质文明。

任何中兴的主要事件都是军事性质的，即必须打败叛乱者。

第六章曾经着重指出，清朝的胜利是由于：第一，中国的上层人士把王朝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利益；第二，他们能用自己组织起来的临时武装来维持地方秩序。

虽然团练和勇都是有用的，但由于有了一种新型的军事组织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新型组织就是勇营，它是帝国的半正规军队，在当时是一大创举。最早和最重要的这类军队虽然在湖南组成，都称不上“地方军队”，因为它很快就被调出省外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规模与勇的规模不同，后者一度发展到十三万六千人。虽然团练和勇的饷银主要都由绅士筹措，但湘军的饷银则由帝国在省库内拨付。曾国藩打算从湖南的上层人士那里筹款，但效果不大，于是就依靠帝国授权湖南、湖北、广东等省拨付的饷银，以及朝廷批准出售功名、官衔甚至官职的所得来资助他的大军。他的经纪人跋涉数省以兜售北京为此目的而颁发的“执照”。曾国藩在建立他的军事统一组织和训练制度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管理经费和给养的机构。杰出人物如罗泽南、胡林翼和刘蓉（1816—1873年）等人把谦恭的、但又义无反顾的儒家思想付诸实践，从而使他们自己也具有曾国藩那种拯救王朝和拯救文明的坚定决心。

曾国藩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是关于万物各安其“分”的程朱学说。就人而言，每个人的“分位”存在于等级地位中，即存在于帝国制度和家庭内部的等级地位之中。曾国藩与桐城学派的学者一样，也强调要关心人的福利，但仍认为“伦纪”甚至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书信中，他就表示了他的看法，认为在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中如果忽视了“殊”，“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

曾国藩不但是一个虔诚的自我修养实践家（如主张黎明即起，按时练字，熟读经史和写反省日记等），而且对行政问题也有广泛的兴趣。他对经世致用的态度主要是依赖“人治”而不是“法治”。就制度而言，他倾向于保存清朝政府的和社会的惯例，包括各种礼仪在内。他认为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现贺长龄和魏源喜用的一句名言：“综核名实”。不过，他又遵循桐城大师的主张，强调只有具有正统学识根底和有修养的人才能改造官僚界内部的习俗，因而最大的需要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在一篇早期的著名文章《原才》中主张，只有“贤且智者”的出现，才能使急剧形成严重危机的世风日下的形势得以扭转，并认为只靠几个视国家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的领导和榜样，也能改造整个一代人的风气和习俗。他不是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在翰林院进行的研究使他相信如秦蕙田（1702—1764年）所著的《五礼通考》那样的综合性著作，就足以指导行政实践和社会实践。他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增写关于论述诸如盐的专卖、河道管理和货币政策等事务的经济这一节。由于理学总是有“内”“外”——即本质和功能——之分，所以曾国藩认为，清朝的制度虽然在道德和礼仪这两方面没有缺点，但在实际执行方面能够——而且应该——有所变通。他在1851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1853年1月曾国藩被任命为负责湖南省地方防务的钦命大臣后，他对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深为震惊和感到痛心。但他除了竭诚领导以外别无良策；曾国藩出于对理学的信仰，认为只有这样的领导才能真正改变摆在王朝面前的命运。他说：“独赖此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于是曾国藩决定应用其经世致用术的两个方面，即又要注意人的道德品质，又要注意他们的组织能力。他在选用将领时特别强调候选人要具有“忠义朴诚之气质”。他宁愿要学者来当将领，要求需用之人选必须具备“血性”和“廉明”的品质，这甚至比要求他们具备军事经验的心情更为强烈。他要农民出身的“纯朴”的人来当下级军官和士兵。

为了管理他的陆军及其附属水师的粮饷，曾国藩经清帝的批准成立了一个官僚机构。虽然他在一开始没有被封为钦差大臣，但他是领有钦命的。这使他有足够的权力，可以给官员颁发札委和授给他们委员的头衔。曾国藩还在他的大本营中设立一个“参谋部”，即绿营的营务处。在湘军进驻湖北然后又进驻江西后，不管曾国藩的大本营设在何处，都在附近城镇设立粮台，以监管船运粮食。此外，在前沿阵地还有管理饷银和弹药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