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农民起义的发起人，秦末农民大起义始末

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末农民大起义始末，其实秦朝地主统治的国家。

秦孝公用商鞅治秦国，此后秦政治是法家学说指导下的政治，国王极端专制，刑罚极端残酷，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符其实的。

秦始皇、秦二世尤重韩非学说，商鞅加韩非，秦政治残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固然，法家政治在秦始皇时，曾起着富国强兵摧毁领主势力的作用，但到秦二世时，法家政治只剩下完全黑暗的一面，使秦强盛的学说转成为促秦灭亡的学说了。李斯劝秦二世《行督责书》，正是法家学说自然的产物。李斯说，“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这种阴惨刻毒的民贼独-夫思想，与孔孟正统派的仁义学说恰恰处于对立的地位。秦统一后，正统派儒家连同阴阳五行家在朝廷上也有一定的势力，比起李斯为代表的荀派儒学和法家学派来，自然是劣势，但正统派儒家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荀子学派法家学派与孔孟正统派儒学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集权（地主政治）与分封诸侯（领主政治）的争论上，终于爆发了焚书坑儒的大破裂。前二二一年，初并天下，以丞相王缩为首的群臣，都主张在离秦较远的燕齐楚等地分封皇子为王，独廷尉李斯反对分封。秦始皇从李斯议，确定行施郡县制度。前二一二年，秦始皇大宴群臣，博士齐人淳于越倡议，主张学古法，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丞相李斯斥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建议禁私学。办法是除了史官所藏秦国史记以外，别国史记一概烧毁；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烧毁。下令后三十天不送所藏私书到官府，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是古非今的人灭族，只有医药、卜筮、农作书不禁。民间求学以吏为师。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法令。

前二一一年，方士求神仙不得，畏罪逃走，秦始皇大怒，活埋儒生四百六十余人。这个焚书坑儒的野蛮行为，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极端尖锐。李斯主张中央集权，是适合时宜的，他所代表的儒家荀子学派（与韩非派法家合流）却是一种极端压制人民的政治思想。王绾、淳于越主张分封诸侯，是违反时宜的，他们所代表的儒家孔孟正统派（包括阴阳五行家与神仙家）却是讲仁义的政治思想。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东汉赵岐说），李斯算是取得了胜利。但是，焚书坑儒，丝毫也不能消灭学派上的分歧，而且还促成了秦朝的灭亡。秦始皇实行李斯的主张，皇位的当然继承人长子扶苏，替孔孟派儒生说话，秦始皇发怒，使扶苏到上郡（在陕西绥德县）监蒙恬军。前二一○年，秦始皇出巡，在路上病死。李斯怕扶苏继位，自己不得宠信，与韩非派法家宦官赵高用阴谋拥立秦始皇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伪造遗诏杀扶苏、蒙恬。不久，胡亥赵高又杀李斯。秦失去颇得民心的扶苏与拥有威望的大将蒙恬、丞相李斯，政权落在胡亥、赵高手中。胡亥厉行督责，昏暴无比，是完全的独-夫，秦崩溃的条件全部成熟了。

秦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山东诸国看作文化落后的国家，事实上秦在文化方面也有些大的创造。自禹铸九鼎的传说开始，国和家的大事，都在金属器物上铸字，秦国发明刻石，比铸金版、铜鼎、铁鼎之类要方便得多。唐初在今陕西凤翔县发现十个石鼓，每个石鼓上刻着一篇有韵的诗。考古学者根据甘肃出土《秦公

》上的字体，断定石鼓是秦器。造器时间推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与造石鼓同时，还有北宋时出土的秦《诅楚文》三石。秦始皇出巡，在重要地方刻石凡七次。东汉以下，石碑盛行，追溯远源，出于秦国。刻石要有钢刀，刻石鼓用什么刀，也是值得注意的。秦始皇划一全国度量衡器，陶量器上用木戳印四十字的诏书，考古学者马衡说“这实在是中国活字排印的开始，不过他虽已发明，未能广泛应用”。又说：秦穆公时的《秦公

》，铭文共一百字，也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这真是活字的创作了”。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秦国已有刻石和活字，说它比山东诸国文化落后，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

我们首先先得知道，战国时期，秦是地主统治的国家，山东六国是领主与地主共同统治的国家。到了秦朝，全中国统一，在秦始皇强烈统治下，社会各阶级发生了如下的新变化。

统治阶级

地主——前二二一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严重地打击了大地主大工商和领主残余。前二一六年“令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地主和有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年，赐黔首每里六石米两只羊，庆贺黔首的“实田”，想见当时很多人获得土地，其中一部分自然是中小地主。《庄子·杂篇·让王篇》说：孔子劝颜回做官。颜回不愿意，说：“我有郭外田五十亩，够吃的了，有郭内田十亩，够穿的了，我弹琴读书，够快乐了，我不愿意做官”。《杂篇》是道家后学所伪托，所谓颜回的生活，实际是说战国秦汉时小地主的生活，除去道家给加上的“知足不辱”思想，他们生活确是够快乐的。中等地主当然要更好些。中小地主可以做郡县吏和乡官，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中小地主是秦朝政权的主要支持者。

官僚——士的利益在于做官食禄。得禄多的叫做官，得禄少的叫做吏，不得禄的叫做未仕的士。广大士群是官僚的源泉，仕途正常，官僚机构便强固有力；反之，便衰弱以至于崩坏。士为了寻求出路，可以拥护中央集权，也可以主张割据分-裂，有时也可以赞助农民起义推倒旧统治者。战国时士出路极宽，对统治者的危害不显。秦统一后，官吏为数有限，一部分官僚又是秦国的武夫功臣，士的出途骤然变小。秦始皇召集学士方士，使议论政事，炼药求仙，博士多至七十人，占星多至三百人，但并不能满足士的要求。春秋以来“臣一主二”（国君多），“何所（处）无君”，士可以游历各国求仕。秦统一后，臣一主一，大不合于士的习惯。群臣儒生屡议分封皇子功臣为诸侯，其中也含有保存旧习，扩大仕路的意义。秦始皇、李斯最后采用焚书坑儒的野蛮方法，广大士群绝望，转到反对方面，皇帝和官僚变成孤立寡助的少数人。屠杀儒生后一年，东郡（治濮阳，河南濮阳县）地方天空落下陨石，有人在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陈胜起义，孔子八世孙孔鲋从军反秦，这说明屠杀士人只是加速秦朝的溃灭。

领主残余——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其中一部分是六国旧贵族。他们虽然受打击，但并不因此被消灭。六国旧贵族，如楚怀王的孙儿心逃匿民间，为人牧羊；楚将项梁与项籍逃避在吴中。又如齐国有王族田假、田儋等人，魏国有公子魏咎，韩国有五世为韩相的张良，这些人都是名族强宗，拥有徒党，等待时机发动变乱。

大商贾——秦压迫小商贾，对大商贾如乌氏倮、寡妇清却优礼备至，这说明大商贾是统治阶级的一个部分